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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份档案里，这位医生自述因为之前在西伯利亚的工作，他被授予了劳动红旗勋章，并且还得到了一支纳甘转轮手枪以及500卢布的奖励，并且在1952年1月被抽调到了喀山监狱工作，并在第二年的夏天，被授意开展新的课题研究——如何人为制造精神疾病。

    看完了开头，卫燃放下手中的稿纸看向了其余几份带有同样标题的档案袋。

    对比之前那两个课题动辄六个或者七个满满当当的档案，有关这个课题的档案总共只有三个档案袋而已。

    思索片刻，卫燃打开了标有“如何人为制造精神疾病的研究（3）”的档案袋。

    出乎他的预料，这个档案袋里的稿纸数量不足之前的一半，但里面除了稿纸之外，还多了一个巴掌大的眼镜布。在这块眼镜布上，恰恰别着一枚课题开头前提到的劳动红旗勋章。

    然而，当卫燃把这枚勋章摘下来的时候却发现，它背面的编号已经被人为的磨掉了。

    皱着眉头思索片刻，卫燃直接将这个档案袋里的稿纸翻到了最后一页，随后便发现上面由打字机写下的内容已经被红色的线条认为划掉，并且手写了一段潦草的俄语：

    “在西伯利亚工作的经历是我终生的荣耀，但在这座监狱的两年时间，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总之，这是一个不该继续下去的课题，终止它的唯一方法，是先终结领导研究这个课题的我。”

    暗暗叹了口气，卫燃将已经暗示了撰写者结局的稿纸和那枚别在眼镜布上的劳动红旗勋章全都装回了档案袋。

    从这三个课题开头的只言片语中，卫燃已经拼凑出了一个医生的形象。

    他在二战结束后被派往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工作，在那里的六七年时间里，这位医生独立完成了两份课题研究，并因此受到了嘉奖，得到了那支藏在书里的纳甘转轮手枪手枪，以及一枚劳动红旗勋章，和500卢布的奖金。

    1952年年初，这位医生被调到了喀山监狱，并且负责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但在喀山监狱工作了两年之后，这位医生为了终止自己负责的课题，选择了先终止自己的生命。

    理清了前后的时间关系，卫燃在一番犹豫之后，将所有的东西又重新装回木头箱子，独自搬上了三楼某个偏僻的房间，将箱子里的东西一一摆在了下午才布置好的那些书架上。

    如果不想惹麻烦，这些东西注定不可能摆在一楼的书架上。同时，不管这一箱东西到底是意外发现的，还是因为那位便宜导师卡吉克的刻意安排，对于卫燃来说此时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更激不起任何的好奇心。

    至于利用牛皮本子回去看看...

    别闹了，这次卫燃可没有任何的动力，而且万一不小心变成了那位医生的实验体或者观察对象，那特么可就刺激了。最重要的是，上次关岛把他留了将近一个月，这次万一被留在那位医生身边七八年的时间，那可真就是哭都没地方哭去。

    将满满一箱子的东西一一放好，仍旧有些不放心的卫燃重新回到一楼，把那些小混混们从其他木头箱子里翻出来的东西挨个检查了一遍，直到确定没有任何类似的档案袋，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顺手抽出一大本相册，卫燃盘腿躲在实木地板上，饶有兴致的一页页翻动着白天时候那些小太妹从书页里的发现的各种东西，同时暗暗琢磨着，等那个小镇的图书馆建好的时候，或许可以把这本相册送回去当作一份还算不错的礼物。

    努力用各种胡思乱想驱散了关于那三个恐怖课题的注意力，卫燃正准备给那些更换了电源线的复古台灯各自找个工作地点的时候，放在长条桌上的卫星电话却响起了铃声。

    等他拿起手机，这才注意到，打来电话的竟然是远在美国的马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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