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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来，我的姓名就不说了，别人管我叫老k，我是个刑事犯，1954年因盗窃罪被判三年徒刑，刑满后就在兴凯湖农场就业了，令尊田墨轩先生和我同在一个劳改队……”

    田雨浑身一震，急切地问道：“我父亲现在好吗？快说说。”

    老k垂下眼皮，沉默了一会儿说：“令尊已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田雨像遭到雷击般僵在那里，她霎时大脑一片空白，她伫立在客厅中央，久久不动，恍惚间仿佛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看浪涛滚滚，汹涌澎湃，轻轻的风托着一个灵魂朝她走来，在苍穹的深远处，有如金石般的声音悠悠飘来，袅袅如天籁……孩子，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着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颜，极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举国皆吾敌，而不改其度。这就是人性的双重性，世间万物不离其宗，譬如太阳，人类既然接受了它喷薄时的那种瑰丽，升腾时的那种蓬勃，就得接受它骄横中天的炽烈，那是同时赐予你的。……在茫茫暮色中，在宇宙长河之岸，田雨有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却并不伤感，微风托着一个灵魂离去了……

    田雨惊异地发现，自己竟没有了眼泪，她静静地注视着老k，轻声说：“请详细说说我父亲的情况。”

    老k说：“不瞒你说，我这次出来，已经通知了几个死者家属了，每次都是哭得惊天动地，我得耐心等着家属哭够了才能谈话。有个教授的老婆一听到丈夫的死讯，竟当场休克了，我还得把她送进医院。其实我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没有户口，没有钱和口粮配给，但我有手艺，会偷，走遍全国我也饿不死，但我不宜抛头露面，碰上警察检查证件就麻烦了，我琢磨了好几天，这类通知家属的闲事还值不值得再管了？要是再有送病人去医院的事我可就悬了，像你这么镇静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你不会告发我吧？看你家这样子，像是当大官的，我就纳闷，田墨轩先生家里有当大官的人，怎么硬是救不了他呢？还眼瞧着老先生受这种罪？算啦，不说这些，不过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我刚才告诉你了，我现在身无分文，虽说会点儿手艺，可如今这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有点儿吃的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没有粮票你有钱也没用，你看是不是……”

    田雨表示理解地点点头说：“钱可以多给你些，粮票只能给你十斤，多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来了。”

    “够了，够了，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十斤就不少啦，你真是菩萨，我老k感激不尽。咱们说正事吧。”

    “我1957年刑满，像我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儿手艺的人，劳改农场是不会放我的，说白了就是怕我出去没饭吃又去偷，所以刑期满了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搬到就业职工队里，该干活还得干活，只不过是有了三十多块钱工资，可饭钱还得自己掏，囚服也不发了，你要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了。总之，刑满和服刑差不多。那年11月，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拨一拨地到了。咱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右派是啥咱闹不清，给咱的感觉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了仇，文化越高仇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我们这些刑事犯不顺眼，说我们是人渣子，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骂咱，可也明白咱的地位。自打右派来了，我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啦，任命的班组长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话又说回来了，在那种地方，文化人屁用没有，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戴个眼镜，干起活来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儿都不如。这还不算，数他妈的右派队事多，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的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二十多张纸，把自己骂得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打个比方，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饿着，大伙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都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吃了。”

    “所以我们刑事犯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还讲个‘盗亦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儿上，啥规矩都不讲啦，净想撇清自己，把事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当然，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右派队二百多号人，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五个人，他就算一个。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妈的，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信权利，田先生一句软话没说。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挖冻方，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

    “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钎。唉，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灾年一来，可就完啦，你想，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躺着也够呛，大伙浑身浮肿，走道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的，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工地离我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也得一个多钟头，零下40摄氏度的天，肚里再没食，能不死人吗？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只觉得身上暖暖的挺舒服，眼皮也睁不开了，直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你小子就该完蛋啦，当时我心里明白极了，眼一闭心一横，去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横竖一条命，活着也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怎么？咱快完蛋的时候，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在我嘴里，我这嘴也不争气，明明不想活了，还吃它干什么？可这嘴就是不听话，只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儿快把我的魂勾走了。我当时想，这会儿能让我吃一个窝头，砍走我一条腿也值啦，当时我那模样大概比一条饿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差点儿把我噎死。就这点儿食一下肚，我居然缓过来了。你大概猜着了，是田先生给的，我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的这半个窝头，每人一天才七两啊，人就是这么怪，关键时刻半个窝头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等我缓过劲儿来，膝盖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啦。救命之恩呀，不表示一下咱今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什么？他骂了我一句：‘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食物下跪？’说完连理也不理我转头走了，当时，嗨……”

    “你别笑话，我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我老k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呀，坏的人坏起来简直是坏得流油，好的人让你奇怪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打那以后，我拿田先生当自己的爷爷供着，哪个王八蛋敢和田先生过不去，咱老k不管明着暗着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了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一句话，独来独往的，骂他打他的人他不理，像咱这拍他马屁的他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什么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是什么人？流氓小偷，人渣子，人家看不起你。”

    “反正不管田先生看得起咱还是看不起咱，咱对田先生只有尊重。人呀，不管你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也有良心呀。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也被送去劳改了呢？这世道好像有点儿不对头呀，自古以来监狱那种地方是我们这种人该住的地方，田先生那种人应该去当大官，好人当官老百姓享福呀，肯定是清官，就像包公、海瑞似的。算了，不说这些，我接着讲。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除了会练练嘴，别的什么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还特别软，他们就不明白，既然政府把你送进劳改队，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收拾你，你要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巴就没意思了。他们以为尾巴摇得越欢就越能得到宽大，所以拼命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赛一个凶，其实进了劳改队大家的身份就拉平了，你表现再好也没人拿你当回事。”

    “照理说，灾年来了连他妈的肚子都吃不饱，你还打什么小报告？不行，还得接着折腾，批判批判这个，汇报汇报那个，得，最先死的都是蹦得欢的人。你想呀，七两粮食不白给你，你要走来回三个小时的路，还要干重活，这已经够呛了。你再忙着揭发别人、批判别人，体力和脑力都在消耗，你要不先死倒奇怪了。农场从入冬以来就开始死人，开始是几天死一个，后来就大批死人了，最多的一天一个队就死十几个。埋都埋不过来，地冻成那样，挖个浅坑也得四个人干一整天，把死人埋了活人也快累死了，开始还给钉个薄木匣子，后来是草席卷，最后草席都供不上了，光着身子埋吧。这下子批判会也不开了，小报告也顾不上打了，顾命要紧呀，大伙儿也都明白了，想活命不在乎你表现怎么样，表现再好该死也得死，你得处处节省体力，连脑子都别动，比方说，大伙儿一起掀冻土块，你应该嗓门大点儿而手上一点儿劲儿别使，说白了就是靠偷奸耍滑才有可能活下来。不瞒你说，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不然十个老k也玩儿完了。咱刑事犯没自尊，横竖不过是人渣子啦，干着活不想干了，一头栽倒假装昏过去了，想装得像点也好办，你就像个螃蟹似的吐白沫儿就行，管教干部踢两脚骂两句你只当是催眠小曲儿。劳改犯都当了还怕骂吗？要脸干什么？”

    “当然，我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一般来讲，文化人比我们实诚，尽管活干得不怎么样，可也真不惜力，你让他躺倒装死狗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是文化人的通病。田先生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干扶钎的活，都怕抡锤的人失手砸着，所以田先生扶钎。后来粮食一减再减，就再没人愿抡锤了，那种活体力消耗太大，大家宁可被砸死也不愿抡锤了，所以田先生又被派了抡锤。咱看不过去就偷偷跟田先生说：‘别犯傻，别人是欺负你呢。’田先生说：‘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掌钎，抡锤的也累呀，现在也该换换了。’唉，你说他是聪明还是傻？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现在是多少？那是一码子事吗？我没办法，人家文化人有自己的主意，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浮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了，咱心里跟明镜似的，老爷子没几天活头啦，我偷偷问他：‘田先生，您家里还有什么人？有啥事需要我办的？我也不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啦，有话快说，要不就来不及了。’老爷子想了想说：‘老伴也进来了，就在这个农场，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出嫁了。算了，老k，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什么要办的事，人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定数，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人生应该坦坦荡荡。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就行，反正也不怕冷啦，别糟蹋了东西。’我当时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操，这叫他妈的什么事？这世道怎么就留不住好人呢？我说您总得给女儿留几句话吧？您放心我一定传到。”

    “田先生摇摇头说：‘既然是阶级社会，总要有人当贱民，我和老伴已经是贱民了，这叫万劫不复，何必再把女儿搭上？’他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吭声了，任我说啥也不开口了。我估计得没错，两天以后田先生就走了，老爷子走得不声不响的，晚上一觉睡过去就没醒过来，第二天早晨发现时人都硬了。我带了几个哥们儿整整干了一天才刨出个一米多深的坑，我想把老爷子埋深点免得化冻后被野兽刨出来，可地上的冻层有两米厚，弟兄们实在挖不动啦。我可没拿田先生的棉衣和被子，要真那样我还算人吗？老先生穿得整整齐齐盖着被子下葬的，那天我把弟兄们轰走，我一个人坐在坟头旁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长这么大咱净让别人哭了，自己啥时候这么哭过？田先生，好人呀，这世上该死的人多了，怎么就让田先生死了呢？真他妈的……过了几天，我把管教干部的伙房撬了，弄了些吃的，连夜逃了出来，其实这叫逃跑吗？咱早就刑满了，啥时候改无期徒刑啦？好了，我把田先生的事都告诉你了，我也该走了……”

    老k眼巴巴地看着田雨，希望田雨能兑现刚才的诺言。田雨梦游般地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拿出20斤粮票和500元钱递给老k。老k吃了一惊，连声说：“说好了给10斤，你怎么给这么多？自己不过啦？不行，不行，我只要十斤就够啦……”

    田雨怔怔地看着老k，突然“扑通”一声给老k跪下，慌得老k连忙去扶，田雨执意不肯站起来，她脸色惨白，定定地望着老k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个不孝的女儿，替父亲谢谢你了，谢谢你让他穿得暖暖的上路，谢谢你把他埋葬，使他到死都保持了尊严，谢谢，谢谢，谢谢……”她不停地说着，又不停地用额头把地板撞得山响，她似乎丧失了思维，对面前的一切都视若无睹，连久闯江湖的老k都吓坏了。

    老k揣起粮票和钱，向窗外望望四周动静，对田雨一抱拳说：“后会有期。”说完蹿出门外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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